（三）行政没收的立法内容 在具体内容上，第七章行政没收至少需要回应如下三个问题： 1.适用范围。

[21]参见王锴：《论文化宪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比如，我国台湾地区世新大学法学院张嘉尹教授指出：部门宪法学的提出，就是想要为宪法释义学的稳定化发展，提供一个释义学工具。

[24] 张嘉尹教授把这种来自于德国学者首先提出并用来指涉相关宪法规范所规制的特定领域之部分宪法（Teilverfassung）的部门宪法称为主题宪法，[25]非常贴切。[48]苏永钦：《再访部门宪法》，载《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26]参见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也就是说，先由部门宪法影响普通的部门法，而后包含了部门宪法精神的普通部门法再直接作用于具体案件。[11]廖钦福教授认为，主导国家财政事项的最高法规范：宪法，所汇集而成的‘财政宪法，成为部门宪法的重要一环。

正如苏永钦教授所指出的：部门宪法作为一种释义学，它的新在于从社会部门的认知，去探求宪法的规范，从而宪法不是从规范面去作切割的思考——国家、人权、政府体制和基本国策，而是从社会面切入，到规范面去整合不同章节的宪法条文[44]，可为释义学在整合人权、国策和政府体制的规定，乃至厘清主观权利与其他各种客观效力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一个较清楚的图像与方向。或者说，某个部门宪法就是某个特定领域的宪法规范之总称。部门宪法仍是宪法，它发挥作用在普通的执法和司法中仍应通过依宪释法[75]（即所谓合宪性解释）的方式间接进行，不是由部门宪法直接适用于具体的人和事，而还是由通过依宪释法而获得了某个特定领域的宪法精神的普通部门法规范来再直接作用于具体的人和事。

国防宪法的内容，应该涵盖宪法里所有与国防、军事有关的条款在内，而不仅限于编列在宪法基本国策的国防章节中的条文。所以部门宪法学一方面是宪法解释与体系建构的方法，另一方面同时是一种新形态的宪法释义学。然而，关于部门宪法的不同认识也在增多，有些看法似是而非，比如部门宪法是部门法部门宪法是宪法之下的法律部门部门宪法是介于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法律宪法性法律属于部门宪法与宪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属于部门宪法部门宪法是宪法分则，宪法与部门宪法的关系就类似总则与分则的关系部门宪法的提出，是为今后有朝一日启动宪法解释机制后的实践做理论上的准备部门宪法的研究重点是宪法总纲中的基本国策部门宪法将宪法与社会功能领域直接相连……直接作用于生活本身等等，这些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部门宪法的研究初衷和方向。[13]又如，石世豪教授认为，何谓传播宪法，就文义而言，既可为规范传播（相关制度或生活事实）的宪法，亦可为传播（部门）的宪法。

[50]无疑，部门宪法的研究，可以让宪法规范及其精神更精准更专业地发挥对社会各领域的调整作用和规范效力，促进宪法更好地实施。[30] 另有的学者甚至把与宪法相关的普通法律法规也视为部门宪法。

从宪法的基本内容看，部 门宪法也可分为权力宪法、人权宪法、制度宪法、国策宪法。（二）部门宪法并不包括相关的普通法律规范 显然，将部门宪法扩张到所谓实质宪法乃至与宪法有点关系的普通法律法规，会导致部门宪法的认识混乱。[3] 关于部门宪法是宪法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径，许多学者指出了这一点。[32] 在我国台湾地区，部门宪法有狭义与广义、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划分之说。

2.部门宪法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宪法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全面促进宪法的实施。[12]刘士豪教授将劳动宪法定义为劳动生活基本秩序的宪法规范。上述看法把部门宪法的范围扩大到宪法之外，这也是一些学者把部门宪法视为部门法的重要原因，很有必要予以重新推敲。比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经济宪法，除包含宪法中涉经济性的法律规范外，还包含对于整体经济秩序而言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例如竞争法规范、规划法规范等。

[57]参见周刚志：《财政分权的宪政原理——政府间财政关系之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36]张嘉尹教授也赞同在发展部门宪法论述时采用形式意义的宪法概念。

[53]参见宁凯惠：《部门宪法、分支宪法学之构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例如，陈新民教授1996年根据宪法典中的基本国策章节而提出了部门宪法划分的六分法。

[30]参见周刚志：《部门宪法释义学刍议》，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当然，部门宪法的划分还要考虑努力推进我国宪法学发展的要求。[68]张嘉尹教授更是强调，部门宪法学不宜过度重视体系庞杂而且拘束性有别的基本国策，而宜以其与基本权利以及宪法原则的关联性来作为引入基本国策规定的前提，应该以具有拘束力的基本权利以及宪法原则为主来做部门事例，以基本权利与宪法为原则为起点。对此，苏永钦教授曾经指出：实质宪法的承认则势必将破坏特别修宪机关与程序所要严格区分的法律位阶，这真是实质宪法说的致命缺陷……未来探讨部门宪法，应该就以形式意义的宪法规范为其法源，避免实质意义的提法。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部门宪法学是以宪法体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的规范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学科体系，是对宪法学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58]它们是政治宪法、经济宪法、教育宪法、科技宪法、社会宪法、文化宪法、环境宪法、军事宪法、自治宪法、外交宪法。

又如，吴秀明、杨坤樵在讨论经济宪法时强调：经济宪法乃排除位于普通法位阶但对于经济生活或整体经济秩序有根本性重大影响之法律，而将经济宪法之讨论限于宪法法典等具有宪法位阶之相关法规范。可以说，宪法对部门法的影响，实质上是部门宪法对部门法的影响，而我们说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实质上是部门宪法的具体化。

参见上官丕亮：《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方式、特点及意义》，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部门宪法的研究应当始终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即人权保护为核心及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6]朱孔武教授也强调，财政宪法学就是指有关财政宪法的宪法学专题研究。二、部门宪法是特定领域宪法规范的集合 部门宪法在实质上是指部门宪法学

1982年宪法正式建立了国家紧急权力制度（仅限于战争和内乱）。See Robert Alexy, On the Structure of Legal Principles，13 Ratio Juris, No.3(2000)，p.298. [33]See Aharon Barak, Proportionalit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Limitations, translated form the Hebrew by Doron Kal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p.531. [34]林鸿潮、赵艺绚：《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个人信息利用与法律规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切入点》，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31-132页。在我国台湾地区，有些学者通过借鉴和吸收美国多元审查基准的合理性要素还创造出了阶层式比例原则这一新概念。文章来源：《人权》2021年第4期。

最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即体现了这一精神，其新增第49条明确规定：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那些认为比例原则无法在紧急状态下适用的观点，只是看到了紧急状态的特殊性，却忽视了其的法治性。

其中，适当性原则主要解决的是手段之多少的问题，必要性原则主要解决的是手段之彼此的问题，均衡性原则主要解决的是手段之有无的问题。相应地，国家机关采取的应对措施或手段也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适当调整，以实现公私法益的动态平衡，这亦是考察紧急状态下国家机关采取的措施或手段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的重要方面。

[37]在紧急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维度内，公共利益的判断问题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是我国多以‘公共利益这一实质要件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合法性前提[38]。[27] （二）比例原则在紧急状态下的关键适用环节 从整体上确定了紧急状态下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紧接着便是各个子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

[10]参见韩大元：《后疫情时代·重塑社会正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他认为，根据我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5条第4款的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排查、收集、发布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重大公共利益，其目的是正当的，因此符合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现如今，加拿大的紧急状态法规定了四种紧急状态，分别是公共福利紧急状态、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国际紧急状态和战争紧急状态。从实践层面来看，多数西方国家现今都已根据本国宪法建构出一套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在赋予紧急权力特殊性的同时要求其必须在法治轨道内活动。

[13]我国的紧急状态立法也是同现代法治发展相伴而行的。[11]这意味着对于紧急状态这种国家机关与私主体的地位具有严重不对等性的活动而言，让其脱离法治，构成法治之例外，在现代社会是根本无法容忍的。

[43]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295页。比如，作为比例原则的发源地，德国联邦法院针对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发展出三种不同强度的适用标准，即明显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以及强烈内容审查[20]。

其中的最大保护其实与比例原则中的最小侵害具有内涵上的共通性，只不过各自的思考角度不同，它们适用的最终目的都是保护弱势一方公民的合法权益。[32]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大家阿列克西教授对这一方法作出了具体解释：为了实现立法目的M，国家机关采取了S手段，造成了公民权利Q1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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